诗言情，诗人是热烈的。千百年来,诗,都是诗人真情的流露.真正的诗作,是作者难以抑制的情感,如滚烫的熔岩喷发后,凝固后的文字。无论作者是板着面孔还是袒露胸怀，读者在诗的字里行间，总能触到作者炙热的心。（冷面的如鲁迅，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。热肠的如贺敬之，“一回回我梦里回延安，双手搂定宝塔山”。）
      法析理。法学人是冷峻的。自从有法家，法,就被定位为道理的明辨。陷入“明理”的圈子，言之有据被视为学识。任何人的见解，若没有法理依据或“名言”护身，则会被视为“异说”。法学人在僵硬的法条教化下，循规蹈矩，难褪一身黑袍。一篇法律文书，即使充满人文关怀，其语言，也没有性别和色彩。
      诗灵动。诗是语言的精灵,有想象的翅膀。它可以翱翔在苍穹北溟，可以栖息在灵台方寸。瑰丽的辞藻和壮美的篇章，无一不是由诗来成就。荡气回肠的文学佳作中，诗总是那样耀眼夺目。
      法凝固。法是文字的化石,有沉甸甸的分量，它作为思想火花的凝结，也是群落意志的固化。它是现实生活中的一杆标尺，不同的人，拿它来衡量自己的需求。不同的法学人，或给它添加自己的修正，或用它判断现实的偏误。即使它在文字的天空中扑棱，也只能是风筝，被拴在社会这根绳上。
      诗感性。诗由心发，纯因感触而悟。就象春夜喜雨过后，自然萌发的草苗和花蕾一样。诗，本来就存在于某个角落，机缘偶至，撞在了有心人的怀里，就化成了文字，才呈现在我们的面前。
      法理智。法本律令，是调整社会矛盾的工具。理智的缰绳，拴住了情感的马头。引经据典,不过为了论证其“合理性”。这个“合理性”，是族群文化、道德的积淀，是一定意志的体现。缜密的思维，将“因果”、“关联”,“真实”、“客观”等要素串联，尽可能的还原为“客观事实”。列车只有在轨道上行进；而法学人的思维，就只能在既定的逻辑框架下，理智地选择打转。
      诗超脱。诗是社会在诗人感觉中的绘画，就象黄土高原上孤独而执著的信天游，充满了放歌者的主观色彩和心灵的表达。
      法务实。法是现实社会中各种矛盾的调节器。“定纷止争”是它最具体的功能，并因此衍生出多种职业。从业者赖以谋生，而不是安顿灵魂。
      诗和法的本质要求，造成了诗人和法学人的气质差异：
      诗人借诗作慰藉灵魂，法学人以职业安身立命；诗人可以穷极想象，法学人必须依据事实；诗人可以口吐莲花，法学人应该言之有据；诗体可以变化无端，法律文书却格式同一。
      迥异的生活习惯和思维习惯，使诗人和法学人没有交集：诗人中，没有法学人；法学人，绝对没有土壤成为诗人，也难以成为诗人；其文学作品，顶好的，也就是散文。

    （作者：勉县人民法院 孙 涌）